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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部分（第4页）

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

休战。因此，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５　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

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②此后，毛泽东

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③

并且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毛泽东与其他　１８　名共产党高级

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

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

来记忆。④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

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蒋介石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被张学良、杨虎城

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

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

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相反，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①

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

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

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②

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

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

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

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

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

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在刚刚提到的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讲话中，

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才对

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

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　１９３７

年的出现。

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7—162　页。在

《毛泽东选集》上用的词是“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我认为，和两天前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

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26—28　页）一样，毛泽东在　1935　年原来是讲国防政府。

②《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5、257—258　页。

③见　1936　年下半年的许多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0—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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