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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4页）

默勒委员会在　１９２８　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　２３００　英里——比　１９２７　年轨长增加　４７％。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　７０％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Ｍ．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１９２７　年上海　１８２　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　１９３０　年足有　２／３　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　１９３４　年再三恳求

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１９３６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③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　年》，《经济史杂志》，第27　卷第　1　期（1967　年　3

月），第　73—81　页。

④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16　卷第　2　期（1957

年　2　月），第　220　页。

①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63　页。

②同上书，第　317　页。

③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　211—212　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　３８．７％——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

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

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３６　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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