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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5页）

乱之后继续实行军事化，枪支分散在民团和土匪相对抗的乡村。但有些官吏

在努力解散民团和控制乡绅取得警察或军事权力方面是坚决而成功的。与此

同时，地方名流的权力又在与学术、商业和社区的利益有关的非军事事务方

面，有了新的可观的增长。

这个趋势最有力地出现在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而以长江下游最为突

出。在那个区域，农村的动荡不安不只是引起名流向城市迁移，也激起了管

理活动，目的不仅在于地方治安管理，也在于缓解某些酿成麻烦的根由。这

既不完全是乡村的活动，也不完全是城市的活动，因为富裕的、受过教育的

“乡村”名流在城市有商业利益，并与高级官僚有联系。他们设想，民间倡

办的事为上层采纳，或许能改变国家政策，并把他们带到家乡之外的公共服

务中去。这种演变有若干特点。

第一，与官吏阶层抗衡。名流阶层深信自己的自治管理优于官办活动。

他们的主要怨恨指向低层官吏。大多数较高层的官吏赞成有利于公共组织和

公共秩序的管理活动，但是，当有魄力、有维新思想的官吏与同样有魄力、

积极从事公共活动的绅董——他们确信自己是地方各种需要的最佳裁判者—

—接触时，争论就有可能爆发。像丁日昌这样的巡抚，他力图限制地方名流

阶层，并加强知县实力作为行政维新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对官府之外倡办

的事存有戒心。例如，当商人反对厘金税，或地主士绅力图取代衙门胥吏和

差役管理田赋征收时，同官吏的紧张关系就可能加剧。①

第二，爱国主义。许多绅董把他们的活动力看作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

是对时代需要的反应，涉及到更广阔的问题。那些经历叛乱而感到震惊的、

所受教育（常常还有他们的前途）是以公共职责为目标的人士，完全能够按

照民族的框架考虑他们的活动。这一普遍化的倾向，在　１９　世纪末期又因对外

国威胁的爱国的反应而得以加强。

第三，社会凝聚力。绅董属于非正式的、贯穿市场结构和区域界限的士－

商和官－绅社会网络。在长江下游，分崩离析的旧学术界的残存学者，如丁丙，

重新致力于管理事务；官员们致仕后致力于家乡的各种问题；富商管理地方

的事业机构，并为它们设置基金。名流管理的事业机构，在城市等级的各个

层次——下至集镇——建立起来，但常与高级官吏有联系。总之，地方管理

①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第　251—259　页，第　7　章；罗伯特？韦斯：《太平军造反前夕

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3　期（1980年　6　月），第　17　页。

①关于这个过程，见兰金：《中国名流的积极精神和政治变革》，第　2、6　章。关于丁日昌，见乔纳森？奥

科：《中国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兴时期的江苏，1867—1870　年》，第　143—144　页。奥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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