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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我把本部称为外部，不是玩花哨，而是想表明一个意思：有关李宁玉的故事已经结束，本部说的都跟那故事无关。跟什么有关？不好说的。我觉得，除了跟那故事无关外，似乎跟什么都有关，杂七杂八的，像一出生活，什么事都有，就是没有连贯的故事。有人说故事是小说的阳面，那么这就是阴面了。出于迷信，本部的每一个字我都选择在夜晚和阴雨天写成，我想选择同样的时间阅读也许会有些意外的收获。据说有一本书，一六九一年出版的《哈扎尔辞典》，读者在子夜后阅读它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保证我的书不论在何时阅读都不会招来任何祸水。

2

东风引发了西风，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舌战势在必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一直在回避潘教授，他不知从哪儿探听到我去台湾拜访了顾老人家，短时间内先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两个电话和多条短信，问我行踪，表示很想见我。我以在乡下赶写稿子（事实也是如此，我在写下部《西风》）无暇见他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顾老的影响，对他有情绪。其实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和实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有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见面绕不开要说起顾老讲的故事，他听了一定会组织人力予以反击。潘老是首当其冲的中锋大将，靳老（即老虎）和老K的长子林金明可以当个左右边锋，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个后卫，还有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做个声援的啦啦队也是够资格的。一年前，正是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帮助我完成了上部《东风》，现在有人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进行毁灭性的剿杀，他们怎么可能袖手不管？一定会集体反击的！

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反之则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

3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非亲非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

4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对我这样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一定是被气死的，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其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的。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子女，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

错！没这回事。根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5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七〇一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相当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七〇一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K的长子林金明、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连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不存在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出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一边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七○一，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我预感到，反击开始了，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为什么？我问他，“你的沉默让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发送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一条短信：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6

我不走。

我觉得一切才开始。我借故还有其他事，换了家宾馆住，私下去找靳老等人。显然，教授已经捷足先登，私下跟他们串通好，不要理我。我去找他们时，没有一个人乐意见我，勉强见了都跟我打官腔，对我一个腔调：“行啦，别问了，我该说的都说了……这情况我不了解，你去问潘教授吧，这是他们家的事情……”好像当年面对敌人审问似的：守口如瓶。最后还是王田香的长子，王敏的哥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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