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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2页）

阳光与荒原

阳光与荒原，是何顿的长篇小说《荒原上的阳光》中的两个重要意象，它们深刻揭示了小说主人公马民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马民们的精神处境。我原先一直以为，抱持“生活无罪”的基本信念追求世俗享乐的马民们，在精神上也一定是十分满足的。作为早已超越整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小康生活）而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所拥有的汽车和洋房、已经不只是单纯的享乐，早已演变成了整个时代的集体幻想。他们志得意满、招摇过市，他们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你有什么理由更有什么勇气来怀疑他们精神的富足？不是说，他们除了这些，“我不想事”？

可是在何顿这里，我读到了马民们对自己精神处境的悲剧性体察。他们发现自己“除了赚钱还是赚钱，变得很物质了”，“既不懂得生活的痛苦，又不懂得生命的痛苦”，“觉得自己活得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活下去”。在精神的荒原上：他觉得他是那条晓着瘦屁股往阳光里走去的牛，前面那束阳光金灿灿的，这条垂头丧气的牛正缓缓朝着那束阳光近去。

而阳光——那使我们精神得以充实并使我们一切的现世努力显出意义的阳光会是什么呢？是爱情，还是更为巨大的物质财富？显然都不，因为它们都为马民所拥有却并没有给他带来阳光。相对于它们，阳光的意义显然更为丰富、更为抽象，因此也更加难以企及：阳光是捕捉不到的，他想，你怎么去抓阳光呢？你能把水抓住吗？你只能抓住石头，抓住草，但阳光是无法抓的。阳光只能感受，而不能捕捉。

至此，我们发现，市民英雄对自己精神荒芜的体察和对具有某种形而上色彩的“阳光”的渴望与追求和知识分子精英人物的自我反省取得了一致。在最早提出“人文精神危机”的王晓明先生所著的《刺丛里的求索》中。我读到这样一段话：传统的信仰早已打碎，新的替代又在何方？在今天，大概许多人都会和我一样，痛感自己精神上的荒芜吧？除了那被刺激得异常发达的功利欲望，我们从头脑里竟找不出别的东西，在超验的层次上，简直就是两手空空！

一个这样无限的人，一个这样缺乏信仰，对自己的生存依据茫无所知的人，当然就只能随风逐浪，东倒西歪……

就精神体验的深刻性与丰富性而言，现实中的马民们和文化精英相比，自然多有不同，但以他们的思想独白互为参证，却又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这便是在只剩下“异常发达的功利欲望”的精神荒原上，他们都如一头奋力前行的老牛走向阳光。

这样，一个迫切重要的问题便摆在我们面前：面对共同的精神处境，人文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只“安心倚靠”于“对诗和艺术的感动”和“对美的体验”？在努力做一个“原学”的“学人”的同时，是否更应该多点“人间情怀”，做一个“原道”的思者？

在整体性的精神荒原，我们不能满足于砌一座小小的塔，更应该做一个勇敢的盗火者，而后者的任务往往更加艰巨，也更加光荣——他不光要凭其智慧和勇敢盗取火种，更要凭其赤诚和勤勉播撒光明。盗火与播火，是荒原的渴望，也是历史的吁求。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理想的几度受挫部兮地导因于特殊的历史变局，那末，世纪的精神荒原对于知识者来说，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契机。但愿在历史的未来，不会再一次发出错误的遗憾！

原载《中华读书报》文　何言宏

附录四

评论人旁观何顿

●1995年1月华艺版《生活无罪·序》

像何顿的叙事既没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也没有那些自以为是的个人态度，他笔下的城市故事是一些真正解放的外在“原形”——原始的外形状态。那些男女凭着本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没有信条，不需要任何规则，我们可以指斥他们为行尸走肉，但是他们生活得很快活，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在九十年代中国彻底商业化的历史背景映衬下，显得尤为真实。

——陈晓明《晚生代与九十年代文学流向》●1995年12期《博览群书》近年来，他的小说像是举行“地毯式轰炸”，格外引人注目。何顿是这洋一位作家：他的小说，既使是不署名，你也会猜出作者来。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些规律性的东西。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身世，不同的遭遇……如果需要用一根线索串联起来的话，那就是人生不能承受的挫折是共同的。仅以他近期的三篇小说为例：《月魂》写了社会的挫折；《我们像葵花》写了爱情的挫折；《无所谓》写了命运的挫折。

——赵为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挫折——读何顿的三部小说》●1996年1月2日《北京青年报》何顿在今年被一些人认为是具有追苏（童）超刘（恒）潜质的唯一一位青年作家。

他在今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我们像葵花》，其读者就相当之多，以至于让人感到何顿像太阳，读者像葵花。何顿在晚生代一族中以领衔位置在1996年或许会愈发突出。他的作品，被广告为“照相写实”，但在作者本身看来却非常简单。何顿说：“我纯粹是个靠写小说卖钱而维持生计的人，这就跟街头上炸糖油粑粑的农民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一心在炸自己。”

——黄集伟《检点1995架上书》●1996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在我的阅读记忆中，以冯建军这样一群“没有故事”的小人物构筑长篇小说的并不多，何顿却在《我们像葵花》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如果仅仅只是这一点也并不稀奇，重要的就在于何顿从“没有故事”的人身上发现了故事，而且这故事的叙述又令你不得不认真地去面对这一群人以及隐藏在这一群人背后的社会、时代成因，仅此一点，不也就是饶有趣味的事儿吗？

——潘凯雄《实力派作家竞献长篇创作新因子》●1996年第2期《大家》何顿的小说没有那种很超越性的理想，但却有了自己的一种极为可贵的世俗关怀。

他不是要与今天的生活决战，而是把今天的矛盾、困惑呈现出来。他写的城市是长沙。

长沙在中国不是最典型的大都市。虽然是省会但并不很大，但何顿小说却是非常之城市化的，也很洋气的，虽然有许多方言土语，但还是会让人感到很洋气。没有什么滞重的感觉。

——张颐武《九十年代文坛的回顾》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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