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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部分（第4页）

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

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

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

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

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

①《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09—111　页。

①林达？谢弗：《毛泽东与　1922　年　10　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　期（1978　年　10　月），

第　380、416—471　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

年》，第　1　—　2、222—223　页。

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

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

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

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

言；１９２４　年　２　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

的成员）①。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

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

立“调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

——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③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　１９２５

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　１９２５　年秋回到

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他于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至　１０　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

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　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

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④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

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

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

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

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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