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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部分（第4页）

《有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　88　卷第　3　期（1983　年　6　月），第　617—645

页。

④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①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第　1　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

国面向西方之时》，第　1、2　章。

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按日本

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

——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

内困境的道路。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①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

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

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

强国出现的可能性。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

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

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为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一个在　１９４５　年后

审问战犯时所说的“阴谋”——是难说的。的确，如果日本人——无论军人

还是老百姓——没有把国家的命运与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不

会出现满洲危机。这一过程开始于　１９　世纪末，而日本的几代人逐渐认为这种

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

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

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

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

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

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　１／５　到　１／４　的市场。第三

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

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

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

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

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

策。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

偶然的。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

对外对应物。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除少数几个‘平

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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