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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4页）

②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33—334　页。

①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87　页。

在这场客客气气的辩论的末尾显然满足了两位挑战者——他们后来认为，他

们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左联被迫承认有一定的失误，并且降低了意识形态方

面的刺耳的调门。②但是论力量和影响，“第三种人”显然不是左联的对手。

胡秋原与苏汶都不是多产作家，此后不久他们就从文坛销声匿迹了。

１９３２　年以后，左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没有遇到重大挑战。有相当

数量的文人环绕在林语堂的三种流行的杂志周围——《论语》、《人间世》

和《宇宙风》，而且有意“不谈政治”，强调幽默和讽刺，当然他们对左联

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不构成威胁。鲁迅对他们的攻击是有节制的，也许由于

他对“分道扬镳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对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雇主林语堂心

肠有点软。其他非左联的作家，如《现代》杂志派保持中立的立场，虽然他

们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议。接着发生的关于“大众语”和“国防文学”的

论争，基本上是从左翼阵线内部发生的，而且后者几乎以意识形态上的统一

而告终。

关于“大众话”和“拉丁化”的论争

“大众话”或者“大众语”的问题，首先是　３０　年代最杰出的左翼理论家

瞿秋白于　１９３２　年提出的。③瞿对于语言的关心，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信

念是分不开的；由于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大众的文学，瞿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必

须为大众所理解。按照瞿的观点，新文学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话，已经成

为充满外国名词、欧化句法、日文词组和文言残余为特征的新的上流社会用

语。简言之，它是一种被脱离大众的城市知识分子垄断的语言。瞿因此号召

进行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这次由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领导，对准三个靶

子，即残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瞿称之为新文言）以及传统的民间

小说之中的旧白话。从这次二次革命中出现的，会是一种反映民众活语言的

新的大众话。瞿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自然地将这种新的大众语言的

原型想象为一种“普通话”的集合体，很像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并设法在现

代工厂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讲的语言。①

茅盾针对瞿的想法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他指出城市工人的语言并不一

致，例如，上海大众的语言自然是以上海方言为基础的，其他城市里的“普

通话”则因地区而迥异。在茅盾看来，不存在全国性的“普通话”这种事物。

茅盾进一步为“五四”式的白话辩护，认为它仍有生命力，尽管需要简化和

非欧化。茅盾认为紧迫的任务是革新现代白话，并利用方言使它丰富起来。②

于是，在茅盾为维护现代白话的现实主义观点，与瞿秋白关于普通话的激进

观点之间，争论于　１９３４　年再度开始，使左翼阵营根据瞿的总前提分成两种不

同的、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场。有的人主张为了确立一种新的大众的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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