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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3页）

革命激发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而它的失败成为崇高的悲剧，于个人和集体莫

不如此。因此，一个革命的时期必然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

命从不对立；相反，它们常常汇合在一起。事实上，文学可以成为“革命的

先锋”。①

郭撰写该文于国共统一战线的“革命”司令部广州，北伐即将从这里出

师。郭即将参加北伐，这标志着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动。那篇文章的夸张言

词清楚地显示了他的满腔热忱。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似乎急于表

明他扮演转向革命的文艺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是胜任的。郭的奔放也为他的创

造社同人所共有。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中对郭的情绪产生共鸣，并且大量运用新学到的术语进一步论证说，甚至创

造社成员早期的浪漫主义，也表达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反对“布

尔乔亚”的特征。成急忙补充说，但是时代变了，他们的阶级即将被“奥伏

赫变”（扬弃），他们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已不再有用。成的结

论是，“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即知识份子——译者）

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

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学］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

大众为我们的对象”。①成所卖弄的口号大概是他的同事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更不用说其他作家和大众了。但是，成却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

以后发生的左翼论战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在　１９２７　年，这类空洞的口号只能引起鲁迅的愤怒。他对广州局势的现实

估计，使他确信以前这些浪漫主义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是早熟的。鲁迅评论说，

与俄国相比，中国并不在革命的阵痛之中；而且他借用托洛茨基的话论证说，

在真正的革命时期不会有文学。当前急需的与其说是“革命文学”，不如说

是“革命的人”——急需的是枪炮的威力，而不是软弱的笔。但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国民党的“革命的人”使鲁迅感到幻灭。他们在上海和广州屠杀共产党

人和其他同情者，这粉碎了鲁迅对可能的“革命”所抱的任何残余希望。

从　１９２８　到　１９３０　年，鲁迅卷入了与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群年轻革命作家的

几次激烈论战，后者已取代老的创造社成员，成为左翼的主要理论家。鲁迅

首先针对其论敌的纯宣传，为文学的内在价值辩护。“好的文艺作品”，他

在　１９２７　年论述说，“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

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②他来

到上海，就讥讽那些在“革命咖啡馆”里的左倾反对者们的空洞“广告”。

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14—216　页。

①《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222—224　页。

②《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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