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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4页）

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　１９３３

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

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①

虽然到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

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１９３０　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　１７０００　人，而农、工、医、

理合在一起只有　８０００　多一点，②但到　１９３７　年，文科的人数为　１５２２７　人，而理、

工科则为　１５２００　人。③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１９３３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

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

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

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

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④然而在事

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有缺陷。⑤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

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

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

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２０　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

费有　９０％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　１０％。１９３４　年，中

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　１５％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

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１９３６　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　４．５％的高

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　３２．５％，公债还本付息占　２４．１％。①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

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

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②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

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　１９２９

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

学生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人，月拨款为　１５　万至　１６　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

注册学生为　３５００　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　９　万元……。③

①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　239　期（1982　年　4　月），第　125　页。

②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39　页。

③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　126　页。

④同上书，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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