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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3页）

结果佃户们被迫多交　１／１６　的稻谷，而表面上地租并未改变。引起佃户们愤怒

的第三个原因是度量衡的改变（一老担如今等于　１．６　新担），这引起佃户们

误解，他们误认为增加了地租。

风潮始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当时在歉收最为严重的一些村和区，官员们开

始试图收租和逮捕欠租的佃户。在要求减租的请愿失败后，数千名农民要求

释放被捕的佃户，包围并捣毁了当地的警察所（警察开枪打伤了几名示威

者），还焚烧催甲的住宅。在　１９３６　年的头几个月中，冲突和纠纷（持续的时

间都没有超过　２　天）再次在吴县（苏州的县）①的几个区发生。其中最为严重

的一次发生在　４　月底，在官员们试图没收种子来抵地租几天之后。这些造成

双方都有死亡的事件的结果是，县长试图恢复平静，宣布延迟交租并作了有

限的让步：在最严重的歉收地区减租　２０％，取消对未及时交租的佃户的罚款

等。但是，农民同警察的冲突，仍持续至　５　月和　６　月。②

苏州这些风潮的第一个特征是缺乏准备。反抗者似乎没有战略，反抗形

①关于苏州的催甲，见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学报》，

第　29　卷第　3　期（1966　年　10　月），第　569、587—589　页；和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

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3　期（1980　年　　6　月），第　44—45　页。但是特别提一下，受到苏

州农民责难的催甲勒索事件在南京　10　年时期比在清末更时常发生；而且，村松祐次及后来洛耶夫斯基所

研究的催甲是地主租栈的雇员，在南京　10　年时期不一定是这种情况。

①按民国政区建制，苏州府已废，不应夹注“苏州的县”——译者。

②见洪瑞坚：《苏州抗租风潮的前因后果》，《地政月刊》，第4　卷第　10　期（1936　年10　月），第　1547—1562

页；《苏州的农潮》，《中国农村》，第　2　卷第　6　期（1936年　　6　月），第　　6　—　8　页；《晨报》，1935　年　12

月29　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0　页。关于　1934　年　10　月风潮，当时佃农放火

烧毁催甲所有的房屋　40　多所，见吴大琨：《最近苏州的农民闹荒风潮》，《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期（1935　年　1　月　16　日），第　83—84　页。

式（始终是抗议，请愿和宣传与暴力冲突交替进行）也没有任何可识别的进

程。确实，我们在这里所了解到的，只是一次次的爆发蔓延开去，并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在收租时节，然后是播种时节）。第二个特征是，一次次爆发

的怒潮，是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偶然事件引起的：“灾害”（歉收）或地主

拒绝无条件接受灾情申报，当地的粮食价格下跌以及度量衡制改变。在租佃

的原则方面并无异议，只是反对突然改变现状。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

是，在佃户与地主之间的这次冲突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抗税风潮一样，人

们攻击了官员或其下属和公共建筑。村长或保甲长和当地的公安局，和催甲

一样，是暴力行为最经常的目标——远超过地主本身，而这些地主并不都是

非在乡地主。佃户们对士兵下乡催租感到愤怒。军队的干预是地主们求助、

抱怨、有时是要挟（“如果我们收不到租子，我们就交不了税”）的结果。

但是，剥削者与当局之间的勾结在佃户中所激起的愤怒几乎完全转向了后

者。于是，抗租骚动——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性反抗——更多指向当局，较

少指向富人。

至少在一个省，即浙江省，当局和地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动

摇。在浙江，在国民党政权最初几年的短时期里，当地的国民党代表曾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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