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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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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叶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资是分散经营的例证。关于丝织业，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现代世界

中的传统工业，1842—1937　年》，第　61　页。关于在外地经商，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

载卡罗尔？史密斯编：《区域分析》第一卷《经济制度》，第　343—348　页。

③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　年》，第　128　页；第　6　章各处。田赋负担波动很大，在　19　世

纪中期，负担较重；而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随着通货膨胀负担不断减轻。

①维尔：《18　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第　97—100　页。莉莲？李：《粮食、饥荒与中国政府——专题论

集》的《导言》，《亚洲研究杂志》第　41　卷第　4　期（1982　年　8　月），第694—699　页。

②托马斯？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托马斯？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地历史根源：明末清

初经济与行政日益分化》，载侯继明和于宗先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　3—14　页。

③墨子刻：《清政府在商业方面的组织能力：两淮盐专卖，1740—1840　年》，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

的经济组织》，第　23—27　页。

益处。

官僚和商人的关系，可以在缓慢增长的稳定局面下达到相互有利。然而，

总的来说，政府的政策并非有利于长期生产性投资。没有法律保护，是商人

宁愿分散他们资产的一个原因。而且，高利率把资本转为短期消费导向的贷

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级官吏放债得利，不坚持实施反对高利贷的法律。①

然而，当政府试图对此作更积极的或促成的作用时，问题就产生了。官僚政

治要实行控制的愿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营利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双

方行贿受贿会相互影响而破坏企业的基础。在　１９　世纪末，清朝官吏创立图谋

自强的公司，显示非经济的政治及社会行为可能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很

快学会避免卷入其中。在　１９０４　年以后，同样的问题妨碍了新政府部门与工商

业领袖的合作。在清末数十年间，政府缺乏财力提供发展现代工业所必需的

资本。政府往往会扼制已参加合伙经营的商人和士绅，而且不能创立有利于

经济增长的财政及其他条件。②与之相类似的缺陷，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南京政府实行的“官僚资本主义”中表现出来，甚至殃及一些无利害

关系的改革工作。例如，改良蚕种和蚕丝生产方法的尝试受到阻碍，就是因

为政府既没有贯彻政策的手段，也没有获得地方民众的信任。

总之，技术因素与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强，使经济变革保持在有节制的

限度内，不能突破现有的平衡。变革正在发生，但是，由于缺少对农业成分

的重大改变（中国式的“农业革命”），那么，持续的商业化、资本在长江

下游的进一步集中，或与东南亚可观的贸易（即使在技术上非法）的增长会

很快导致经济的彻底改组，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主要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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