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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对，结业证的确不算文凭。后来我提到我在四川当过记者，于是来了兴趣。

“记者呀，可以呀，有记者证吗？”

那有什么记者证，我本来就是广播电台的临时工，实为“替身记者”，工作有干，荣誉没有，身份没有。即便如此人家还叫我走人哩。

“没有记者证，做市场情报还是不方便嘛，算了。”

和所有闯海人一样，一边经历找工作的无赖与焦虑，一边忍受极端炎热的酷暑，左手一包资料，右手一把汗水，晚上临时将就的小旅店没有空调，甚至电扇风力也懒洋洋的，一天要进厕所冲几次冷水自己都记不住了。

好在写一手好字，毕竟当过记者，很快在海口“人才墙”找到了工作，给一位房地产老板做地产策划，工资也差不多“两斗米”，住的条件就只有临时仓库一角，水泥瓦屋顶简易房。在起码40摄氏度的房间里，光着身，赤着膊，如饥似渴的啃着书本。不过，想得最多的还是家国天下。

一边研读欧洲名著，一边想为什么我们的教材选的经典名著都在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与没落，都在揭露“资本主义”的血腥与罪恶。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至今仍然是现代世界文学的高峰，其人格魅力世界公认。

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读着“也要批评资产阶级”的扉页课本完成小学、初中学习的，我的老师和参加工作遇到的第一批领导更是解放初期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好学生”、“好战士”，他们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缺点：

一、没有自己的思想，“惟上、惟书，不惟实”非常普遍，也许是明哲保身，也许是深入骨髓。

二、认为“封建社会”是国民党领导下推翻的，叫旧民主主义革命，因而对封建的东西尚可容忍，甚至自己身上还残留不少，如家长制、一言堂，有的还迷信。对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恨之入骨。当老婆骂老公是“刘少奇”，那么，老公一定会骂老婆“王光美”。当后来王光美老前辈关心迪康妇科用药，我有机会见到老前辈时，我还风趣地告诉她：“你可是我们学生时期的资产阶级哦”。

那些年辰，厕所里、墙壁上，小娃娃的《图画》本上，到处都是我们敬爱的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的漫画。我学了几年图画课，只会画少奇同志，因为他当时是全国批判的“叛徒、内奸、工贼”，乱画都有理。

我们这些沐浴在也许是先进文化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今天为完成自考学业，还得继续接受“批判资产阶级”的洗礼。

我怕天天念叨“批评资产阶级”，影响到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就像我们家总是在生产队喂猪的烂红苕堆堆头找一些勉强可以吃的红苕皮皮充饥一样，我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社会用得着“红苕皮皮”，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总结提炼出来的那些经营理念、管理套路和追求更高更强更好的企业精神。因此，每读完一卷总会扪心自问一番。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曾经落后的欧洲率先成为事实。而且，商品经济一经确立，就毫不犹豫地以它那扩张、开拓和不知疲倦的奋进活力追逐财富，积累资本。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我在这里无意宣传什么主义，因为我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就连后来在私营老板家打工也只能算苟且偷生而已。我只是希望通过马克思有关论述，系统的而不是单一的，全面的而不是割裂的认识一些问题。

无疑，在海南的生活是艰苦的，在海南的前途是漂浮的，但为什么不回四川农村。因为按照我的人生理想及农村现状，回农村的前途又是已知的——那就是“没有前途”。

在简易房的“好景”不长，老板在海南炒地皮没有成功，据说亏了几百万，把人家邮电储蓄的钱欠起，弄得邮电储蓄所支不出民工血汗存款。

老板垮了，原想继续找工作，正好三姐夫黄知荣出差来到我的水泥瓦房，见我满身大汗，正在狂草“大风起兮云飞扬”，甚为感动，马上叫我跟他回四川。

他说：“不必回农村父母身边了，直接到我家，我和你三姐负责你自考期间的生活，‘先读书后找工作’。”

姐夫深知“没有文凭、没有待业户口，在计划经济的夹缝里找工作的艰难”，也深知“私营企业用人的随意性”，因此力劝我不要幼稚的追你那个“资本主义”了，当时我习惯把市场经济说成“资本主义”。回去考文凭，找“官”做。

黄知荣既是我的姐夫，又是我的偶像。1975年跟我姐建立恋爱关系，那时他是生产队的记分员，我看他“报工单”上墙是用毛笔写的，那字漂亮。从1976年当兵起，我们俩整整保持了十年，几乎每月一次书信往来。他的进步很快，从战士到军干，一直做到铁道兵师部机关。

1979年他第一次回家探亲，见我从山上割了一背篼比我的体重重得多的牛草回来，当时我18岁，在读“乡村高中”，大约身高150厘米，体重60斤（因营养严重不足，22岁才长成大人）。他非常惊讶的迎上来帮我把背篼放下。说：“你这背篼草怕有100斤啰？”

“没有吧，可能只有###十斤”我谦虚的说。

“###十斤，大人，意指长大的人（那几年农村的大人不能简单用年龄判断，20岁没有长大的人多的是，就像生产队喂的猪一样，一年一般是长不肥的）都背起吃力，你是怎么背回来的？”姐夫再次感叹。

“说什么呀，割草那么恼火都做了，还怕背不回来呀！”

晚上，母亲将姐夫安排在我住的“偏偏头”（家里人多，将屋檐延伸建成低矮房），我们兄弟俩连续几夜几乎是彻夜长谈。

后来，我姐夫说：“别看一根‘柴棒棒’，字写得好得很，毅力大得很，思想活得很，满脑壳想的都是以后当总理需要很多知识。”

他引导我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正确看待“大锅饭”，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农村还没有大锅饭的概念。当务之急是把“交白卷”时期在学习上欠的账补回来，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也鼓励他争取当更大的“官”，争取当有用的“官”，因此也要加强学习。当时我正在学习化学，对高碳钢、低碳钢及几类合金有些认识，而他正好在做材料计划工作，因此我们俩谈起来尤其投机。

经过这次姐夫回家探亲的深谈，对我的人生影响巨大——一定要往上爬，不能留在乡下挖泥巴。

尔后，他不止一次写信敦促我争取入党，争取提干。我也竭尽全力去做了，但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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