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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为问东风余几许（第2页）

苏轼首先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此事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返家中，得知此事，妻子王闰之和王朝云乃至全家大哭。

苏轼镇定自若地讲了一个笑话：

真宗时，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掩藏自己的才学，不愿作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妻子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一家人听了故事，心里才稍感安慰。

这就是苏轼，即便是在绝境面前，依然保持淡定从容。或许他比其他人更害怕离别或者死亡。壮志未酬、美好的生活还没享受够，谁也不愿意就此死去！原本光明的未来，突然变成了未知。

在所有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讲个故事，让大家平静下来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

“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

“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这样如同鸡犬一样被粗暴地带回了京城，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北宋因政治腐败、因循守旧，到了北宋中叶已出现国家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

早在宋神宗的祖父宋仁宗时，朝廷已有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但最后仍无疾而终。

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为求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规模比庆历新政，史称“熙宁变法”，因前期主要推动者为王安石，故又称“王安石变法”。

当时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元丰为宋神宗年号；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佑党人”，元佑为神宗之子宋哲宗年号。

苏轼初登仕途，便面临王安石变法，他早在科举应制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策略与王安石大相径庭。

苏轼与王安石两人都心怀天下苍生，但王安石主张快刀斩乱麻，苏轼主张渐进改良。在耳闻目睹变法产生的弊端之后，他二次上书神宗，表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意见，王安石也屡次在神宗面前排挤苏轼，打压苏轼的仕途。

苏轼觉得已经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改任杭州通判。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便将这些不满行诸笔端。苏轼又多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但未蒙采纳，任职地方以来的讽喻诗，又是泥牛入海。

苏轼最终在《湖州谢上表》中，公开明确表达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而这次上书，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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